如果行政主体认为该行为不属无效并强制执行，相对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宣告该行为无效。

1.经济活动的自我限制与刑法限缩解释 在对经济犯罪解释路径上，我们应当看到经济系统及其支付媒介的自我指涉运作不仅具有延续系统的功能，而且也有自我限制的效果。在政治与法律的结构耦合中，罪刑法定作为宪法原则体现了两种系统不同运作逻辑的同时展开。

基于罪刑法定的法益解释因此不可能在刑法教义学内部还原社会领域的危害特质。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经过了司法的实践检验，将这些司法适用规则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实害内容通过为刑事与其他立法过程上升为刑法规范，成为后续司法适用的前提，并通过进一步的司法形成更为稳定的系统沟通结构，明晰侵害所体现的侵害基本权利的内容。在系统符码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纲要连接，每一次系统运作建立在前一次运作的基础上。[44]这种基于个人信息保护形成的刑法与社会诸领域结构耦合可以在突破传统隐私权范畴的解释规则构建中逐渐稳定下来。[25]这些领域沟通疆界的扩张，使得特定社会宪治生成条件逐步具备，也加速了刑法等外部控制机制与其产生结构耦合的步伐。

[39]参见俞小海：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之司法实践分析与规范含义重构，《交大法学》2015年第3期，第140-154页。由此可以说，宪法化主要是一个社会过程，其次才是一个法律过程。[7]国家的政治宪法无法将整个社会的集体能量全部捆绑起来。

刑事惩罚向各种新兴社会领域伸出触角确实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但也恰好说明了传统宪法的二元社会结构想象无法为当代刑事法治提供充分指引。首先，尽管法律在日常生活中介入规制，但它本身就制造了引发冲突的各种情境。与其将兜底条款定位为刑法对社会领域运作逻辑的直接调整，不如将刑法看成对经济理性及其自我限制失灵后的一种补充。私领域的商事活动完全可能负担公共治理与公共监管的社会与法律责任。

通过其自身的操作封闭，诸功能系统为其自身创造了一些可以恣意地从内部强化或向外部扩张其自身理性的领域，而不顾其他社会系统，也不顾及它们的自然环境和人的环境。与此不同，在政治权力运作以及经济交易过程中，这些领域在现代社会不仅实现了高度的自治(甚至是全球化的沟通)，而且它们还具有自我膨胀与自我毁灭的趋势(政治革命与金融危机)。

但另一方面，可能也正如系统理论自身所持的系统间分化立场，社会理论对规范法学的刺激乃至对法学的规范性实践的影响也仅仅是一种刺激和影响。其次，由于法定犯成为现代刑事惩罚的主要内容，而现有刑法理论面对刑法结构变迁没有做出恰当的回应，使得引入社会宪治理念调整刑法控制的方式和尺度成为必要。社会理论是近现代社会从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中分出的研究范式，其试图理解并阐释所谓的现代性问题。在权利的实体内容上，由于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隐私权也将超越传统个人身体、居住安宁等，将网络上的隐私权、参与社会考试、刑事犯罪记录、[45]个人求职简历、纳税信息、出国留学记录乃至生活日常消费记录都纳入隐私权解释的框架中，丰富与扩张对刑法保护个人信息规范的解释，从而抑制社会系统的过度和无序增长。

由于从抽象的罪刑法定原则中无法直接推出刑罚权的明确边界，因此在传统刑法教义学中，这一问题集中转化为对法益概念(在英美法上常称为伤害原则)的探讨，[2]展现为通过构建具有批判功能的法益观，[3]限制政治国家的立法权。而从被构成的社会系统的视角看，宪法是对社会秩序基本结构的生产，这些基本结构既激活了法律，又受法律的规制。二、社会宪治与系统的自创生：重新理解宪法的社会功能 (一)社会治理的多元结构与社会宪治理论 我们必须放弃这样一个观念：在国家中，政治代表了社会，而其他社会领域——包括人民和社会子领域只是参与其中。在社会宪治模式下构建刑法合宪性控制，需要借助系统理论的重要阐述。

但是，由于法律系统面对社会复杂性不断增长需要不断进行内部的分化，形成足够的结构复杂性来应对社会变迁，而司法承担这种结构变迁的回应机制具有优势：其对案件的处理是日常性的，因此也就构建了高度组织化的决策机制。除了追究诈骗人，百度的法律责任，特别是网络运营商与具体运营者、审查者的刑事责任应当严格界定，从而刺激网络搜索引擎服务商的自我规制。

[18]参见注[8]，第95-100页。在对社会诸领域基本权利的识别的过程中，并不必然将其上升为实定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内容。

[27]参见[美]斯蒂芬诺斯·毕贝斯：《刑事司法机器》，姜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6页。抑制威胁社会子系统的过度膨胀需要多种宪治结构，从而将社会系统的自我生长与刑法的外部规制结合起来。这与强调我国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功能具有密切联系。[25]上述对社会宪治出现场域的分类并没有使用传统的公私领域之分。陈兴良：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中国语境下的展开，《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第974-1005页。首先，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并非意味着传统的社会控制机制失效。

经济刑法作为刑法教义学研究子集从整体教义学理论中分出便是例证。借助宪法，政治产生自反效果，有限度、有选择地介入市民社会。

这体现在宪法思维为国家刑罚权边界问题研究提供的新思路。对于我国刑事法治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由于社会系统的自我指涉，特别是经济、教育、科技等领域的自创生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系统的茁生以及系统的崩溃风险，也在危及我国社会的转型。李忠夏：基本权利的社会功能，《法学家》2014年第5期，第28-30页。

[1]宪法在我国政治治理中地位的提升也为学术的发展注入了动力。刑法谦抑性原则始终与二元结构的现代宪制观如影随形。在本文看来，托依布纳想要说明的是，在那些参与人员高度集中，并且具有较为严苛的准入制度的社会领域中，宪法化并非系统健康生长的必备要素。(三)实定宪法(基本权利)、社会宪治与刑法之间的关系 基于作为系统间结构耦合的社会宪治来对刑法适用范围进行控制必然面对如何处理实定宪法、社会宪治与刑法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系统论下的宪法：社会诸领域自我膨胀的反身机制与结构耦合 系统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功能分化背景下，社会各子系统迈向自创生(autopoiesis)，系统/环境的区分形成了内部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See Philip Selznick,Sociology and Natural law，Nat. LF, Vol 6, No.1(1961), p.107.这里的法理秩序与系统理论下的社会宪法秩序在思路上类似。

自创生实现了一种从无序的环境到有序系统的循环运作。[20]因此，社会宪治的诞生也会增强法律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区隔，不仅使系统间的互动更为有序，也使法律裁判在稳定和回应之间找到平衡。

社会系统的内部咨询及其运作机制应以看得见的方式展现在社会大众眼前。运作耦合是共时(synchronization)、短暂的、一次性的。

这种理论优势的产生得益于在法学研究中引入社会理论。但是，我国庞大且复杂的现代经济系统不仅已被纳入全球市场体系，而且即使是地方性金融体系风险的因素也难以通过政治或刑法的手段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德国刑法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被广泛翻译为中文，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支撑。金融领域刑事责任认定的困境突出反映了刑事法未能与社会复杂性共同演进。

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系统的开放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德]托马斯·魏斯丁：无始无终——作为对法学和法教义学的挑战的法律系统理论，张晓丹译，载泮伟江主编：《北航法学》2015年第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四)社会宪治思维下的刑法规范解释例证 基于对宪法社会功能的系统论解读，我们重新审视了刑法合宪性控制所具有的超越政治一法律二元框架的意涵，从而扩张了刑法合宪性控制的面向。虽然社会理论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想象，但正是由于社会理论思考问题的方式，特别是思考现代社会演化根基的问题意识对于我们理解社会规范(法律、道德、伦理[47]等)问题具有启发。

刑法运作必须识别社会宪治原则与社会诸领域茁生的基本权利。但是，由于新兴社会领域的演化时间不长，刑法对社会构建意义上新兴基本权利的识别必须格外谨慎。